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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宪光:教育教学的真谛是爱而不是威权成绩之

浏览次数: 日期: 2019-09-11 04:33

  在长达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中,我并不确切知道带给学生们的究竟是伤害多些,还是启发多些,我所记住的常常是一些他们带给我的美好的事。记得有一年上高三,下课的时候有个学生在楼梯口拦住我,说:老师,我给你带了一包香椿芽,山东老家的。原来那时在上郁达夫《故都的秋》,我说起南方的馒头都是伪馒头,用一个手指按下去就塌掉了,还津津有味地说起故乡的香椿芽如何好吃之类的话,那个学生家是山东淄博的,居然从老家叫人寄了一些来。

  此后人事流转,迁徙南北,颇尝了一点生活的辛酸滋味,于是以前读不懂的书突然有点懂了,不懂得的人事也突然懂了。最幸运的事,便是定居在上海这座城市,再次开始教书,先后教过中专生,教过最好中学的学生,也教过国际学校的学生。人到中年,似乎才慢慢磨去了一些暴戾之气,归于素朴。要感谢上海这座城市“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”和公平待人的精神,尤其要感谢我的学生们,感谢他们对我坏脾气的宽容,感谢他们偶尔出现的质疑,让我慢慢省察自我,渐渐懂得教育、教学的真谛是爱,而不是威权、成绩之类的东西。我相信这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,你们用数不清的美好瞬间与偶然塑造着我,我也在竭尽所能帮助你们走出迷茫和迟疑。

  还记得班里有个学生学习不好,好逞能,调皮,不服管,说起话来像个小流氓,我曾经揪过他的耳朵,他一边叫一边说,老师你把我的耳朵弄痛了。许多事情都忘却了,这件事却每每浮上心来,说起来,我是欠他一个道歉的,也真的希望能有机会见到他,向他道歉。我还曾经怀有私心地批评过我班上的两个学生,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觉察到。一个老师的权威不仅仅建立在他的知识结构与人生阅历上,也建立在他的社会身份上,而利用这种身份以及知识、阅历上的丰富性凌驾于学生之上是不道德的。这是我反省自己教学生涯的一个基本判断。

  今年毕业的学生,把我过去几年说过的三百六十五句话写下来,印成小册子,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送给我,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不好听的话。还有许许多多学生送给我贺卡,上面写着许多动人的话,有的是从南极、北极圈寄来的。时间虽然在流逝,有些学生也很久没有联系了,那些记忆是不会消失的。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。我个人认为,教育过程中教师也许曾经给学生一些知识,但学生反馈给我们的,实在要比那些多得多。在网络时代,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,如果还停留在传授知识的层次,做老师的日子恐怕不好过。

  学校当时刚刚投入使用,里外一新。学校的图书室没什么好书,我记得只是从里面借过井上靖的《孔子传》等少数几本书。读书的风气也不盛,能够考上师范或者其他中专,已经是等于有了铁饭碗,此外每年也会有七八个学生考进县一中。在那所学校最辉煌的事,便是有一年举行知识竞赛,我带着初三的几个学生去参加,初赛和决赛都得了全市第一名;当时的决赛是电视上的那种现场抢答,孩子们的表现真是棒极了。

  还有去年年底的时候,学生们偷偷给我买了一个蛋糕,给我过生日,蛋糕上还画了我的头像,写着我说过的话。我向来没有告诉过学生我的生日,也从来不曾把过生日当回事,但那真是一次难忘的生日课。

  我对此有些将信将疑,因为我很清楚那种电影会拍成什么样,怎样来制造泪点和笑点,况且也不会轻易流泪了。一天夜深的时候,我独自待在办公室,看了这个电影,却还是不知不觉流下泪来。我自己清楚,这泪主要不是流给这部槽点很多的电影,而是流给那些已经逝去的日子,那漫长的学习与教书生涯里的往事。

  我在那所学校工作了五年,教的是社会发展简史以及公民课。今年刚刚联系上的同学告诉我,那些教室已经破败不堪,不能使用了,有的已经拆掉了。拆之前,他们几个同学一起去拍了照片,做了相册,算是为青春保留一些记忆的片段。对我而言,那时的生活是简单的,也是乏味的,每日只是上课、改作业、打球,过着一眼望到头的生活。回到家,与老父对坐,也是话不投机的时候居多。只有跟同事出去吃饭,喝羊肉汤,喝酒,才能找到一些教学之外的乐趣,因此离开几乎是唯一的选择。如今回想起来,竟也十分怀念那段时光,并不是自己有多好,生活有多好,那只是一段比较重要的生活经历,一种存在方式开始的地方而已。有位学生曾在我的一篇文章后面留言:老师,我们想念你,不知何时能相聚。让我感到惭愧的是,已经很久没有他们的消息了,在街上遇见也认不出来了,——但他们也许会认出我来。

  另一件幸运的事,是我在十年前懵懵懂懂地闯入了国际教育这一块,让我对中文教学有了新的理解,大大扩展了我的眼界。那个时候是主张文本细读的,大抵是受了新批评理论的影响,而目前更新的教育理念则是将互文性理论、后结构主义以及法国哲学家们的权力理论引入到文本阅读与阐释中,关注全球性问题,注重国际情怀以及听、说、读、写、视看、演示、表演等多重能力的养成,试图与这个急剧变动的世界相适应。这些主张以及教学实践,一直也在塑造着我,使我与学生们一起成长。

  还记得我离开那所学校的时候,我所教的学生正是高二,第二年毕业的时候,全班三四十个人聚在一起请我一个人吃饭,那情景有些感人的,也有些沉重的,至今让我无法忘怀。

  一位二十七八年前的学生发来微信,说看了《老师·好》,热泪盈眶;还说,我看了也会一直流泪的,因为我是一个感性的人,看了这个片子对自己的工作就更有成就感了。

  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老师,我想,所谓教学,简单说来就是一边教,一边学。所谓教,就是知行合一,教导他们如何找到独立的自我,建立自信并感受到学习的快乐,学习做事的方法,发展良好的品行,鼓励他们走出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,引导他们认识并追求光明俊伟的人格;所谓学,就是既要学所教学科的知识和方法,学习如何认识社会与人生,同时也要向学生学习,学习他们的纯真、聪慧与创造力,学习如何爱他们,如何在爱中做些建设性的事情。

  学校位于一零四国道边上,进门便是一条铺满河沙的路,是由老师和学生们一起修筑的,两旁种满了冬青。路的南边是饭菜做得十分难吃的伙房,门前栽着一排高高的白杨,北面是操场,操场的中间是一个土堆,当地称之为堌堆。后来的考古发掘表明,那个土堆是西晋元康九年的古墓,留存有多块画像石。通常人们都认为靠近古墓不吉利,所以到上面去玩的人很少。操场向东,则是两排长长的教室,教室的前面还有一座假山。

  也许是比较顺从和学业还行的缘故吧,我的学生时代还算幸运,几乎没有过罚站的经历,但我刚刚做老师的时候也像电影里的苗老师一样在班里说一不二。工作的第二年,我当了初三的班主任,更是有点“大权在握”的感觉,对学生不免有疾言厉色的时候,也曾像影片里的“苗霸天”那样让学生罚站——电影里让我不能接受的一个镜头,是苗宛秋老师用餐巾纸擦掉婷婷的口红,那种粗暴、蛮横的做法,是教师权力中心思想的一种表现。我没有干过同样的事,可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那时候,每天早上六点左右出早操,有些学生起不来,我总是跑到宿舍门口吼上几嗓子,今天想来,那个腔调是很粗鄙的。

  再说回到电影——《老师·好》是向老师致敬的片子,同时也在向青春致敬。不过,“致敬”云云,大抵是青春已逝的人才会想到的事,置身现场的人往往“鲜衣怒马”,年少轻狂,感觉不到青春的贵重。而老师是以陪伴青春为业的人,是青春的一种旁证。

  二十一岁那年,我从初中母校开始了教学生活,当时我的很多老师都还在那里任教,比如我很喜欢的教地理的裴老师、美丽的数学张老师、音乐孙老师等人,对我都很好。